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是中国现代教育迅速发展的时期，各种教育新思潮风起云涌，“民主与科学”、“教育救国”成为时代呼声。中国幼教界亦乘风破浪，掀起了幼稚教育中国化的改革运动。改革主要针对民国前期各种外国教育思潮倾门而入，中国幼教界一味模仿抄袭，从而迷失自我，身患“外国病”、“花钱病”、“富贵病”三大顽症之现状。运动由若干教育实验为先驱，从教育目标、课程体系、师资培训三方面着手，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中国人自己的学前教育体系，继而带动了整个幼教界的本土化复归和进一步发展，使社会化学前教育——这个西方的近代文明之果，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，开出本土之花。主要代表人物有陶行知、陈鹤琴、张雪门、张宗麟等。本文试对此运动进行回顾与反思，以期获得解决改革开放20年后中国幼教界存在的现实问题的一些有益启示。

　　综观中国近代学前教育的百年发展历程，不难看出它是以从外引入为起点，不断调整适应国情，并不断向外学习的过程。其运行模式大致为：模仿性学习——适应性学习——自主发展性学习。在对外学习的问题上，陈鹤琴的观点是较为理性的：“这并不是说美国化的东西是不应当用的，而是因为两国国情上的不同。有的是不应当完全模仿的，尽管在他们美国是很好的教材和教法，但是在我国采用起来到底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。要晓得我们的小孩子不是美国的小孩子，我们的历史、我们的环境均与美国不同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，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，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。”笔者认为，陈鹤琴的观点并不是个人的，而是一个时代呼声的缩影与代表。这个时代已不是学前教育的起始时代(也就是模仿性学习阶段)，而是经历了模仿和抄袭之后的适应性学习阶段，在此阶段，人们已看到了抄袭的弊端，对学习西方先进经验，不再是全盘端来，而是“拿来”，选取自己有用的，经过改装，为己所用。这个改装的过程实际就是中国化的过程，这个过程是以科学化为保证的，离开了科学化的中国化，结果很有可能导致封建主义的抬头。因此，陈鹤琴在构建中国化幼儿教育中，是以科学的研究方法——实验为切入点的，而不再以模仿为基本手段。由此可见，实验是理性地引入西方先进经验的必经之路，是东西方教育经验交流的桥梁，实验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，当然，这种实验必须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实验，而不是“一实验就成功，一推行就不通”的人为性模仿性实验。实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研究和探索的过程，是一个改装和再造的过程。另一方面，我们看西方教育经验是否能顺利通过实验桥梁，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，适合国情则是它的通行证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我国学前教育界在反思苏联模式的基础上，引入了大量西方先进教育经验，经历了20年的变革与发展，中国学前教育目前应该已经超越了陈鹤琴时代，进入到自主发展性学习阶段。在这个阶段，吸取借鉴各国先进经验，自主发展中国式的幼儿教育的“新拿来主义”成为学习特征。以史为鉴，可知得失，我们应吸取历史成功的经验，在“新拿来主义”的实施中，坚持实验是桥梁，适合国情是通行证。